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职业资格体系
职称评审条件开始松动,日前,人社部、卫计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要求县级及以下卫生技术人员在职称评审时,职称外语成绩可不作为申报条件(据11月27日《新京报》)。对于职称考试,早在2004年就曾遭遇过一次大规模的质疑。当时新华社一篇名为《职称外语考试该向何处去》的报道中披露:包括职称外语在内,职称评审已形成一条长长的食物链,评审机构、评委、教材编制、论文刊发乃至承接考试、教育培训等,基本上都在指定的单位进行,都能从中分取大小不等的蛋糕。考虑到,这些考试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参与,如此特殊“市场”利益之丰厚可想而知。目前我们的职称体系,虽然经历了数次改革,但追溯历史,最早应该是源于1956年进行“工资改革”时从前苏联拷贝过来的模式。随着这些年的市场化进程,对于大部分企业、文化单位的从业人员来说,职称其实基本已被置于边缘化的状态。不过,在机关事业单位,它依然还是和待遇、职务挂钩的重要指标。一般职称晋升一级,除了能涨几百块钱不等的工资,甚至还关乎着福利分配、退休金多少这些附加收益。当然,难免也有个别人吐槽,很多时候,初级或中级职称的人站在工作的第一线,反而是有些高职称的人,靠着职称资格“旱涝保收”。
与咱们各行各业都存在相应的职称评审不同,国外职称(职级)评定基本只适用于国家公职机构的工作人员,如公务员、教师、军人等特殊领域。当然,即使在这些领域,他们的评审机制也别有乾坤。曾读过一篇《国外大学中没有“提职称”的概念》文章,文章中说,其一,国外的“职称”不是考出来的,而是聘出来的。在欧美高校,一个人在某所大学担任副教授,如果想成为教授,一般只能到其他学校去应聘教授职位。如果应聘成功,职称才能得到提升。当然,教授也可以参加同级别职位的招聘。其二,咱们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是一个“向回看”的过程。考查的内容多为申请人近几年的工作情况,比如论文发表量、课时情况和科研经费情况,但这些内容代表的只是其过去的成就和业绩,并不能代表申请人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他们在职称招聘中,校方不仅要看申请人过去的业绩,更主要的是考查其计划在未来的职位上做哪些工作,有什么好的设想,这些设想又与学校的发展目标是否一致。
既然除了极少数特殊职业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职称评审,那么,他们如何评价一个人的从业的资质和能力呢?
首先,他们对一些特殊行业有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哪些职业资格是需要专门的许可的?比如医生,因为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服务提供者有明显的信息优势。还有,服务内容直接关系生命、人身安全、财产的行业,如律师、注册会计师、消防员这样的职业。我们现在正好反过来了,很多人让和工作无关的职称外语搞得焦头烂额,但像消防员这样原本对专业技能要求严格的职业却可以是“合同制”、零门槛。
其次,他们虽然没有国家统一的职称评审,但像工商业联合会、手工业联合会、农业联合会、医生联合会等行业联合会,往往在职业资格认证制体系中具有主导地位。如以“工匠精神”著称的德国,各种类型的生产企业和服务性行业对技术工人和普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要求很高,一般由行业协会牵头各方(政府、企业)设立学校,开展职业培训。普通技工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需要取得“三证合一”的职业资格证书:行业协会颁发职业培训结业考试证书,企业向学徒颁发培训合格书,学校则颁发职业学校毕业证书。普通技工在企业工作几年后可以通过考试晋升为师傅,即高级技工。到了高级技工,才有权利作为法人独立经营企业,开店办厂。当然,晋升高级技工的条件很苛刻,技工要有4~6年的实际工作经验,还要经过1000小时的再培训,最后须通过专业技术、现代经济理论、法律基本常识和企业管理等四个方面的考试。
其实,在今天市场化竞争的背景下,包括专业技术人才在内的从业者,早已不限于在机关、事业单位任职,市场对他们的需求也非国家职称考试所能够评定和囊括。因此,他们的专业水平如何,测评工作可完全交由专业化社会机构来完成。同时,对于人才的评价标准,也应该更多的让市场化的用人单位来制定。换句话说,即使从效益最大化的角度,企业自身的绩效考核制度和培训制度已经完全能够替代职称评审的老办法。当然,若想真正走出目前越来越被边缘化的“职称体系”,还需从制度层面入手,去掉依附于职称考试的各种待遇、各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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