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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哪里接受职业教育：来自教育回报空间差异的证据

发布时间:2016-03-22 09: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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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教育的回报在中国表现出怎样的空间差异？这个看似教育回报研究中的小问题，对于当今中国的产业转型与升级却有着重大的政策含义。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国际国内资本形成集聚，中国也因此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大国。然而，随着潜在可转移劳动力减少后的成本上升，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也将不可维持。为此，政府提出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计划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但一个随之而来的现实问题是：作为未来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能否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完成人力资本的积累？

　　现实情况并不乐观。外来人口在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之前，由于城乡和地区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等，人力资本初始禀赋也较低(Démurger等，2009)。王海港等(2009)发现农村的职业培训效果不佳，马立伟和王礼力(2009)也发现农村的职业教育质量并不高。那么，怎样才能尽快而有效地提高外来务工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前人力资本的初始禀赋？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是，让更多的外来人口在成为城市产业工人之前，接受优质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具有实践动手能力、能够解决专业领域实际生产问题的应用型人才，因而能满足产业升级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外来人口能够在城市接受优质的职业教育吗？实践中，大部分省份对职业教育外省生源比例加以限制，各学校上报的外省生源名额还需征得生源省份发改委、教育主管部门的同意；除此之外，部分地区高等职业院校的自主招生名额只针对本地区的中职学生。虽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外来人口子女就读本地职业教育学校，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门槛。例如，上海市出台的《2012年上海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收在沪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方案》，要求随迁子女必须是应届初中毕业生，而且只有在上海完成全日制中职教育学习后，才可以参加上海高职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北京市出台的《2014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实施办法》则要求随迁子女必须具有北京学籍且父母在北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6年。此外，农民工子女在享受职业教育优惠政策时也面临歧视，如在部分省市就读职业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不能够申请助学金。上述这类针对外来人口接受职业教育的限制是否应当尽快放开？相比异地高考改革而言，放开职业学校入学户籍限制的政策阻力显然小得多，但是这样的政策调整是否必要？答案取决于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职业教育的回报在中国表现出怎样的空间差异？如果劳动者在东部沿海地区接受职业教育有更高的回报，那么现有的政策约束就不利于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提供更优的人力资本。本文的目的正是为上述政策提供经验研究上的支持。

　　对于中国教育回报率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是大部分文献没有对职业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加以区分，而只是控制了受教育年限(Zhang和Meng，2007；严善平，2007；陈玉宇和邢春冰，2004)，或者把教育程度按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加以区分(尹志锋等，2011；李雪松和詹姆斯·赫克曼，2004)。在对教育回报的考察中，邢春冰等(2013)发现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在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他们的研究中，教育回报的差异是指教育在不同就业地点的回报差异，而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因接受教育地点不同而带来的回报上的差异。

　　现有的涉及职业教育回报的研究基本上都发现职业教育有助于外来人口提高自身技术水平，从而提高收入。例如，周其仁(1997)认为，职业培训是大部分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前提高自身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基于收入决定方程的经验研究也都发现，务工者拥有专门技术或者接受过技术培训，可以提高工作能力与经验，增加其人力资本含量，最终提高收入水平(周其仁，1997；王德文等，2008)。但是，上述涉及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的研究，都没有从空间的视角去考察接受职业教育的地点对于人力资本回报的影响，而这正是本文希望回答的核心问题。

　　已有研究对职业教育的定义较为宽泛，主要是针对短期职业培训等非学历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变量的处理上也有些粗略。例如，在以家庭收入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周亚虹等(2010)采用家庭中是否有接受过职高教育的成员来定义相应的哑变量，马立伟和王礼力(2009)所考察的则是农村家庭户受职业教育人数增加1人对平均收入的影响。在以个体收入为对象的研究中，何国俊等(2008)所考察的是接受职业技术培训与否对收入的影响，这就无法对不同教育程度的职业教育，如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进行区分。

　　相比而言，本文在侧重探讨职业教育回报空间差异的同时，还在以下两方面对文献有所推进：首先，基于全国样本，本文利用被调查对象接受职业教育的地点和就业地点更科学地估计职业教育的回报，尽可能剔除就业地因素对教育回报估计的可能影响。由于受教育地与就业地两者有较强的相关性，我们在考察教育地对人力资本回报的影响时，必须同时考虑就业地这一因素的作用。因为后者很可能导致在沿海发达地区就业者人力资本回报更高，并且这一效果与受教育地无关。理论上而言，地区间生活成本差异、生产的外部性、有效运转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群分效应可能高估东部或发达地区的教育回报率，本文在研究中通过地区生活成本平减、同时控制受教育地与就业地、按就业地进行分组回归等方法尽可能地克服上述偏误。其次，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具有正规学历的职业教育，并对中等与高等职业教育加以区分。

　　本文的一个核心发现是，在东部沿海地区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有着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因此，政府不应限制流入城市的大量制造业从业人员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到城市接受更为优质的职业教育，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让市场发挥作用，减少教育资源供求在地区间的错配，也能够缓解发达地区面临的高技能劳动力短缺局面，这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实现产业升级、推进创新创业的政策目标一致。①

　　本文接下来介绍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并基于该数据对职业教育的现状做初步的描述分析，其后是基本的计量结果与稳健性检验，最后总结全文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数据与描述

　　本文的数据来自2010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收集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的成人问卷数据。该调查对象是除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之外的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家庭户以及样本家庭户的所有家庭成员。其中，成人问卷数据共有21 572个样本，调查不包括无法接受访问的残障人士以及不在家居住和不需要追访的家庭成员。

　　我们将职业教育接受者分为中等职业教育样本(简称中等职教或中职)和高等职业教育样本(简称高等职教或高职)两类。中等职教样本包括最高教育程度为职业初中、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或者技工学校的样本。对于最高教育程度为普通专科的样本，我们根据入学年份、学校名称和修读专业等信息，从中筛选一部分作为高等职教样本。基于我们对文献的了解，这一数据是目前能够利用职业教育地点信息回答本文所提出问题的最为合适的数据。由于问卷包含受访者就读学校及专业等相关信息，我们按以下标准筛选高职样本：首先根据大专名称或别称筛选，如果大专名称或别称中带有“职业”、“技术”、“技工”、“卫校”、“医科”、“师范”等关键字，便视为职业教育学校，考虑到电视大学主要面向社会人员和需要提高学历层次的在职人员，具有成人教育的性质，本文的样本不包括在电视大学就读的样本；其次，由于1999年之前，中国大部分专科教育办学条件较好，注重传授理论知识，主要走“压缩式”本科模式，而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中国的高等专科教育已逐步开始突出课程设置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具有职业教育的性质(袁声莉，2002；李学雷和董奇志，2003)，我们将1999年之后入学的专科样本均视为高职样本；最后，我们根据各学校网站的专业介绍和受访者修读的专业，重点对1990年至今入学的样本进行核实，根据其修读的专业是否具有明确的职业导向，最终确定高等职业教育样本。由于所受教育最高为职业教育的人群只是少数，因此本文中这一样本数量为99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