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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大国是怎样炼成的|甘肃轨道|兰州高铁|甘肃高铁|地铁

发布时间:2015-06-15 12: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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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科举始于隋，成于唐，完备于宋，终于清，历时1300多年。颇有人赞之为“第五大发明”，却忽略了，正是这一制度将我们打造成世界上最会考试的民族，也是最会作弊的民族。

以唐代为例，因采取岁考制，考生在本籍参加完乡试后，再入京会试，如未被录取，需返乡准备下次乡试。很多举子只好暗度陈仓，重金将籍贯迁入长安，不仅免去往来奔波辛苦，而且长安是首善之区，录取比率更高。到后来，因“高考移民”太多，已难入长安，则周边的万年县等亦成热门。

办不起移民，就得“干谒”，当时凭权贵的推荐可免除乡试，故举子争相将自己作品投给他们，李白、白居易都曾走过这个捷径，李白为此还说出了“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般肉麻的话。

即使进了考场，也不干净，还可以内定状元（当时称状头），主考官吴武陵曾推荐杜牧为状元，但另一主考官崔郾则回答说，已经内定给别人了。

此外还有大量“枪手”，以致“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晚唐时著名才子温庭筠因写“艳词”成名，中榜无望，只好转做“枪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会试，为防止温庭筠作弊，特意将他的座位安排在监考官门口，温庭筠匆匆写完，提前交卷，可匪夷所思的是，他用这么短的时间，居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即已替8个人完成了考卷。

宋代为防止科场作弊，建立了锁院、搜阅、糊名、誊录、殿试等制度，但再严格的制度，也有缝隙，苏东坡曾担任过主考官，考前让仆人将考题送给自己的一位李姓朋友，没想到此人正好外出，仆人便将信放在桌子上，恰好李氏两个朋友前来拜访，便将试题偷走，连夜模仿苏东坡文风草拟成稿，结果两人高中，而李氏却落地。

北宋杨亿以清廉正直名世，一次他主持省试，几名同乡举子求进，他愤然说道“丕休哉”，这是当时的一句骂人话，说完后杨亿拂袖而去。其中几个反应快的，在考试中刻意掺入“丕休哉”三字，果然皆得高中。

洪迈在《容斋四笔·科举之弊》中说：“法禁益烦，奸伪滋炽，唯科场最然……代笔有禁也，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贿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可见此时已“枪手”林立，尾大不掉。

明清两代，科举作弊更是花样翻新，甚至引入“高科技”，如将小抄誊写在金箔纸上，千篇厚不盈寸，为将字写得更小，甚至以老鼠须作笔，又有用药煮写于青布衣裤上，涂以泥巴，入场后旋即拂净，文字立见，甚至还有人利用“飞鸽传信”。

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说，万历年间，某考生挟带作弊文稿，用防水油纸卷紧，藏入肛门，被查出后，推说是前面考生丢弃的，前面考生辩解道：“即我所掷，岂其不上不下，刚中粪门？彼亦何为高耸其臀，以待掷耶？”

历代对科举作弊惩处严厉，以身试法者，不仅会被终身取缔科考资格，还有可能被脸上刺字、充军发配，性质恶劣者，甚至会因此丢掉性命。可从实际效果看，并未形成持久的震慑力，总是严格一段，很快又转向松懈，几番震荡下来，最终局面不可收拾。

究其原因，不外有二。

首先，只有人治，没有法治，随意性太大。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太宗赵光义殿试，总喜欢把最先交卷的人录取为第一。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殿试，状元定为祁顺，可没想到英宗的名字为朱祁镇，与祁顺音近，为免除麻烦，只好将他拿下。乾隆五十四年（1789）殿试，见一名考生名胡长龄，便开玩笑说：“胡人乃长龄耶？”此时乾隆已79岁，渴望长寿，便将胡长龄定为状元。“家天下”中，连皇帝都如此儿戏，下面的人又何必认真？

其次，社会一元化，扭曲了科举的初衷。考试本是为了检验学习成果，可在古代中国，一切都是政治，人们被迫生活在单向度社会中，除了通过科举去做官，其他行业皆无出头机会。传统读书人还能凭学问名世，可自朱元璋始，读书人不应召出仕即为不忠，罪至论死；古代商人尚可笑傲王侯，可明清两代商人在正税之外，还要承受“捐纳”搜刮，加上各级“陋规”，负担沉重，即使是小官僚，一句话也足以让你破产出局。在这样的氛围下，自然是人人想当官，为了当官，可以不计一切代价。

作弊作为一种腐败现象，如果没有制度腐败的助力，不可能千载相伴。事实证明，只要封闭的权贵垄断格局、倾斜的利益分配机制、只许自我监督不需社会监督等因素不改变，弊案便永无休止之日，这是1300多年科举史给我们留下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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