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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对外开放的环境和路径

发布时间:2017-10-31 01: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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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对外开放的国际诉求

职业院校（甘肃铁路轨道交通学校）的对外开放诉求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解析，第一个是世界人口的发展，第二个是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第三个是由技术带来的教育变革。

首先，从世界人口的发展趋势分析，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观察中国2030年以前0-14岁、15-59岁和60岁以上三个年龄组人口变动情况，可以发现中国少年儿童人口比例逐步下降；老年人口比例逐步上升；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则先上升后下降。从绝对数量上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其峰值，为10亿左右，然后逐步下降。从2000年到2030年，15-24岁和25-39岁组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在持续下降，而与之相反的是，55-64岁组的比例处于上升趋势，40-54岁组的比例则是先上升后下降。也就是说，不仅中国的人口总体上趋于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本身也呈老龄化趋势。世界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人口短缺，人力资源紧张，劳动市场和国际移民加速流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人口普遍进行转移，其中移民成功的重要条件就是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高铁乘务学校）和职业能力的提升，基于此，迫切需要职业院校向国际化方向发展，以满足劳动者技能提升的需求。

其次，持续的经济波动以及对主权、债务、货币和失业的担忧将继续扰动全球经济，并使其处于低迷状态。而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政策在帮助各经济体突破低技能平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形势下，快速变化的技能需求加快了职业学校的国际化发展速度。

最后，教育和技术（3D打印专业）的伴随性改革具有推动作用。随着国际经济市场的开放，教育市场也进一步开放，并谋求更加均衡化的发展。在此期间，职业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比如生源、人才市场的争夺和资源之间的分配不均，因此，在地位提高的同时也要适应变革，争取更多国际资源，加快职业学校的对外开放。

我国职业院校对外开放实践

不同的区域位置、历史渊源、人文环境造就了我国不同的职业学校发展模式，在其国际化发展的进程中各有侧重，这里主要介绍以下三种典型模式。

旨在打造多边互认体系、促进人才流动的上海模式。具体形式表现为，首先，吸收国际职业教育办学理念，加强师生交流合作。其次，开发国际水准的专业教学标准，提供多样教育供给。最后，引进国外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对接中实现课程改造。据了解，目前上海中职已有13所学校的22个项目与国外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涉及到磨具、数控、汽修等二产类专业以及饭店服务与管理、美发与形象设计等三产类专业。

综上，职业院校对外开放一般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引入理念和资源为主，实现初步对外开放；第二个阶段，注重平等对话交流、输入输出并举，实现全面对外开放；第三个阶段，以资源输出为标志，达到标准、质量和模式的国际融合。

在职业院校（甘肃北方技工学校）的对外开放中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不断吸收借鉴国际职业教育办学理念，实现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根据国际资格认定标准，促使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促进学生跨国就业；三是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结合各校实践，打造教育势能，提升职业学校自身能力。

注重多样化的浙江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融合式办学，中外双方根据实际资源特点制定出培养方案，特别注重培养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如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对学生的商务英语能力进行了全面而有系统的强化训练。二是嫁接式办学，保留合作双方各自课程特点，通过对彼此学校开设课程的评估，互相承认对方学校颁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书。比如，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与美国爱德荷州州立大学的“3+2”模式、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和法国昂热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旅游学院共同举办的“3+1”教学模式。三是松散式办学，通过聘请国外教师来中国讲学或者中国教师和学生去国外进修实现与国际教育的接轨，合作的双方没有较严格的时间和课程上的限制。如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与15所国外院校开展的长期合作。

注重发挥政府组织作用的北京模式，表现为由政府出面联系、组织出国考察和接待外宾来访，并签订政府间协议，制定政策，出台文件。北京市职业院校在政府组织下经历了从“洋为中用”到对外输出的对外开放模式，在此基础上，中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进行了整体改革，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首都特点的“综合性、应用性、模块化”三种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比如，2003年，北京市电子工业学校率先将电子设备维修课程输出到新加坡，创造了中国职业学校课程向发达国家输出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