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速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这些投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本身就意味巨量的GDP,并且对于经济发展也起到极大的支撑和拉动作用。自由市场理论的代表人物也强调“一国商业的发达,全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等公共工程”。此外,中国高铁迅速从落后到迎头赶超的过程,也说明靠政府的大力介入,的确能使原本处于劣势的产业可以在短期内转弱为强,形成比较优势——中国的银行、石油、电信等并不像高铁这样,是具有一定自然垄断性质领域的国企,它们则主要是靠政府赋予的高度垄断特权,并也形成了国际比较优势,而这也正是这些广遭批评的垄断国企,却一直豁免于反垄断之外的重要现实理由。
中国高铁的发展,充分地展现了集权体制下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优势。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政府强制力降低交易成本,以政府决策取代市场决策。而且开明的集权统治者也会尽力促进经济发展,并也可能或多或少地整顿吏治、保障民众的权利。这也是为何集权可能 会更适应非常态社会,尤其是紧急状态。而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转型国家其实可以看做是或类似于非常状态。这其实正是集权体制得以存在和维持的现实的时代基础。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为维系统一而容易滑向集权的惯性,以及中国深厚的集权传统,都决定了中国集权体制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而无论人们喜欢与否。
可以说,这种集权发展模式再配合以市场有效性的发挥,共同构成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中国模式的基本内容。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只是恰恰充分展现了中国模式的优势而已。
高铁发展的成本很大程度上是全民补贴的结果。因为政府的天量的投入其实是以大量超发货币为代价的;虽然中国的铁路客运都有公共补贴的成分,但为发展高铁而压缩普通列车,其实是压缩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当然,在整体意义上高铁升级换代的必要性与社会经济价值,值得肯定;而且中国的工资水平在大幅提高,而高铁票价并未多少变化,这使得更多人的能够坐得起高铁。
因此,如果不通过制度改革来确保政府权力来源及其行为的正当性,那么不仅经济发展未必能得以保障,而且也容易导致为实现政治效用而漠视个人权利、甚至为了经济发展而不惜以牺牲个人权利。这也正是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又问题重重并聚讼纷纭的根本原因。重申这一点对我国至为根本和迫切,尤应是在中国经济已大有发展的情况下。而中国高铁为准确解读中国,提供了一个极富代表性的典型样本。因此,有关高铁及其所蕴含的中国发展模式之争,仍有必要继续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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